「我只會接受人生的不如意，只會接受我真的能力上做不到，但我從來都不會妥協。」
這段話來自香港電影中的一位孤客，他特立獨行，對電影工業的約定俗成沒有因循也從不妥協，他走的是一條與別不同但難關重重的道路。不過在實踐的過程中，他為香港電影開闢了另一種可能。在十多年間，他完成了9齣不作商業考慮的電影，這位特別的電影創作人，名字叫雲翔。
參考坊間的資料，雲翔的生平其實滿是勵志。在中國出身，14歲隨家人來香港，因家貧需半工讀，但憑着努力工字打出頭，成了一間IT上市公司的高層，其後灑脫離開本業擁抱喜愛的電影世界⋯⋯
這是我對雲翔最開始的印象，但從他作品的關節和訪問的言談之間，會發覺他比我想像中有意思得多。
「我的人生分了好幾個階段，有14年在中國，22年做電腦，4年去了澳洲，再加16年電影，加起來是56，也就是我現在的年齡，可以說是很簡單的人生。」
1966年在中國貴州出生的雲翔〔註〕，正值文革的火紅年代。他出生第56天就遷往廣州，那時大約是毛澤東「炮打司令部」大字報的日子，所以他笑說自己是在文革的搖籃出生。這個處於大時代的孩童和少年時期，讓我想起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的少年們，在混亂時代下躁動的青春。對雲翔而言，那些轟烈的運動對他沒有影響，只是依稀記得小時候當有槍聲就要從四樓的家避落二樓，還有小時候武鬥的印象，直到他懂事的時候政治運動的氣氛已消褪得七七八八。
但有一件與政治運動無關的事，對他的人生產生很大的影響。
「我讀書時的體育堂要考游泳，但當時因為跳級的關係，我比同班同學都小兩至三年，再加上我手腳異常遲鈍，所以一直都學不懂游泳。但因為學校在暑假後需要考游泳，所以我寫了一封遺書，獨個兒去珠江泳場練習，那裡有很多大人在場，我猜想萬一遇溺都會有人相救，於是我決定一搏。當我一落水，我竟然很自然地懂得游泳。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，原來我是懂的，只是恐懼而已，所以人有時是要豁出去的。」
雲翔14歲隨家人來港，來香港前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期望，覺得香港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地方，但一過海關，先看到的都是連廣州也不如的鄉下地方，差不多到旺角才看到高樓大廈。初來港時住在姨母家，上海街快富街口一幢舊樓內，是在房間中搭建的鐵籠，其後找到工作後就遷往老闆屋企，四人房碌架床，最初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生活。香港雖然並非他想像的遍地黃金，但對他來說意義重大，因為在這裡一翻開報紙，就能認識全世界。
雲翔在IT工作了22個年頭，入行原因並非為興趣，而是純粹無心插柳，因為第一份聘用他的是IT公司。初入行時只做資料輸入的工作，月薪1800元。因為他數學好，有邏輯性，所以懂得寫電腦程式，程式最重要的是邏輯，於是他在工作上便得心應手。工作與他的興趣毫無關係，他的興趣是音樂與文學。
「當時我結識的朋友都與電腦無關，朋友多數來自藝文界，所以當我決定拍電影時，身邊的朋友其實都不會感到意外，對我來說也是合理的發展。」
不過，突然從IT轉投電影的懷抱，當中都有一個契機。
「當年有段時間，公司幫滙豐開發了一個系統，派了我去做TOI（Transfer of information），所以我有兩年在滙豐總行上班。因為山高皇帝遠，在滙豐返正常的朝九晚五，所以下班後非常清閒。當年太子大廈有間規模很大的快圖美，後來叫KPS，我每晚一定租兩至三齣電影觀看。那兩年我看了接近兩千齣電影，那裏孕育我拍電影的信心。」
常言道，電影是創作，創作的靈魂是創造，或令某些固有的東西改變。在雲翔的作品中，創作可以沒有界限，可以天馬行空，可以挑戰約定俗成的觀念和規範，「why not」是關鍵詞。
「電影是創作，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的看法而已。以我所見，大部分電影都不是創作，而是商業上的重覆。」
意大利「電影詩人」柏索里尼（Pier Paolo Pasolini）是雲翔的電影導師，柏索里尼在電影世界中是特立獨行的大師，他的作品具顛覆性，往往挑戰約定俗成的電影藝術觀念。
「柏索里尼最影響我的說話是『Art is to create』，沒有創作就不是藝術，既然要做電影，就一定要有所創作，只要是創作都值得去做。」
雲翔在創作時有個習慣，每當他有一個創作大綱，必先找喜歡電影的朋友過目，若他們發覺故事與某齣戲有雷同之處，他必會觀看加以核實，若果是事實，那大綱便會直入垃圾桶，這在他創作時必經的過程。
拍電影不容易，拍一部沒人拍過的更不容易，甚至是非常危險的一回事。
「我拍第一部電影《無野之城》時與劉國昌導演合作，當時他對我說要放膽將想到的都寫出來，拍成與否都不是我需考慮的事。但當我自資埋班的時候，便發覺理想與現實往往是兩回事 ⋯⋯ 這個世界就是如此，你要做沒有人做過的事，總會帶着危險性，因大部分人都是在安全圈內運行，我是否一個特別喜歡冒險的人？其實這樣壓力很大，但拍到出來又相當特別。」
從第一部電影《無野之城》開始，雲翔作品一直都富話題性和爭議性，但他一直都處之泰然，繼續我行我素。
「我的電影題材都富爭議性，所以我也預計了被人批評，但批評其實比我想像中來得溫和，我以為會招來批評的地方卻沒有，駡聲反而來自我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如果我下一部作品要比上一部在商業或學術上成功的話，我必須要聽批評，但這些並非我拍電影的目的，我拍電影純粹想講一個故事，想講一個我未講過的故事，或者講一個我未講得透的故事 ⋯⋯ 電影初面世，我會在意去看每個評論，但只是好奇心多過擔心。因為有些東西很難預測，例如我很驚奇翁子光導演會喜歡《遊》這部電影，所以我覺得無論你用任何手法，只要用心去做，做出來的東西都會有份質感。」
雲翔的作品都涉及同志題材，早期也有來自同志的批評，他堅決否認拍攝同志電影是為同志和小數族群發聲，只是想講的故事剛好是圍繞同志的生活，而他也不太在意這類批評。
上文提到，「why not」是雲翔作品的重要關鍵詞。但在現實的拍攝處境，未必能完全得心應手。
「近來拍攝最新的電影時，最懊惱是聽到團隊說不能這樣做不能那樣做，其實藝術是兩個不同的字組成，『藝』與『術』，很多人視電影為技術，將電影留在技術層面，但真正的藝術其實是另一回事。我有句說話：『不學無術而有藝』，我對技術性的東西完全沒有興趣，純粹為配合觀眾期望的作品也沒有興趣。但話雖如此，我的電影也是相當工整的。但是，因為電影並不能由我一手一腳做所有工序，我仍會受限於其他人認為必須要這樣做的框架，所以拍電影對我來說並非一個很享受的過程。不過最終我講到想講的故事，我就會有滿足感。」
電影對雲翔來說是雙刀刃，他一方面藉著電影帶來滿足感，藉著電影探討人生的答案，但另一方面，電影製作必定會為他帶來「產前產後抑鬱」。
「因為16號新片要開鏡，所以我現在正處於產前抑鬱，但產後抑鬱有時會更嚴重，例如當年拍攝《安非他命》，煞科一場在我家拍攝，拍完後，劇組在樓下慶祝，我則一個人躲在書房內，那是我整個拍攝過程裏最難過的一刻。為何會難過？因為整件事已無法可以做得再好，因為已經拍完了。我好清楚有哪場哪個鏡位哪個表情是可以再拍好一點，但我已無法做到，又或者是其他原因令我無法完成。所以拍一部電影是經歷了一場大遺憾，然後就是如何去消化和轉化這份遺憾再繼續完成後面的工作。拍電影很辛苦，回看我四十歲拍《無野之城》的時候，那時我在香港國際電影節與片中棒球員一起拍了一張照片，那時我一根白髮也沒有，電影真的很耗人。」
在雲翔的作品中，我嘗試以《遊》作為分水嶺，發現有一個明顯的現象。之前的作品香港味道較濃，之後的則較國際化，是想法變了？還是有其他原因？
「我拍一部電影的時候不會想下一部會講什麼，也沒有要超越自己的想法，更沒有要去多些地方或拍多些人的計劃。現在回看，的確有上述所說的現象，我的解釋是，我最初拍電影的時候，香港和電影工業的現實環境是較好的，所以當時我拍的題材會較接近真實。隨着現實環境變化，我的作品就開始虛化了一點，開始拍一些想像的東西，拍生活的另一個世界。至於去外地取景，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有，例如《永久居留》都去過不同的地方取景。」
談起在不同地方取景，雲翔批評香港是最不支持電影拍攝的地方，比起世界其他地方，在香港得到的支持是全世界最小。
「在外地拍電影，特別是歐洲，當地對電影的支持是我想像不到的。例如拍攝《遊》的時候，我曾在一家畫廊取景，其實只拍攝兩場戲而已，但畫廊老闆一直很感恩這件事，他很高興電影拍攝畫廊中一幅血紅色的畫，我純粹是因為這幅畫配合那場的意境。老闆除了免費借場外，還叫了他的學生來幫忙做臨時演員，他一直都很關心我的電影，到現在我們都是要好的朋友。其後我要拍一場在噴水池的段落，當地市政府更安排一位噴水池的操作員給劇組，想何時拍攝都成，而且分文不收。還有一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紅燈區裸跑的段落，因劇組在拍攝之前一場時超時，紅燈區的紅燈關了，紅燈區沒有燈說不過去，結果我們的製片聯絡了當地數間夜總會的負責人，他們不由分說派了人來為我們開燈，又是一分錢也不收。外國支持電影拍攝可以去到這個程度，回看香港的情況，怎不叫人妒忌，除了偷拍，這裡又申請不到拍攝，那裡又不能拍攝，這令我感到很奇怪，這裏曾經是聞名世界的電影出品地。」
近年發覺了一個現象，香港電影與國際彷彿少了連結似的，在某些國際認受性高的影展少見了港片的蹤影。香港電影彷彿只與本土觀眾有連結，外地觀眾少了共鳴。回看雲翔的電影，他的作品反而在海外相對受到重視。
「近來我發現一個規律，原來我每次拍一部電影都會令不同地方的觀眾認識我。《無野之城》當然是香港觀眾，《永久居留》令台灣觀眾認識我，這電影在台灣很受歡迎。《安非他命》令德國（歐洲）觀眾認識我，因為去了柏林影展。《愛很爛》令中國觀眾認識我，此片在中國地下圈廣泛流傳，幾乎每次返中國都會有人問我這電影的事。《遊》令日本觀眾認識我，當年更與邵音音和苗可秀到日本做宣傳，日本人開始關注我完全是因為《遊》，同時也令我喜歡上日本，以前去日本都是蜻蜓點水，但因為《遊》，我與日本的淵源加深了。《同流合烏》令美國觀眾認識我，此片是我首部電影獲得美國發行，《同流合烏》更登上了Amazon榜的第8位，其後的《三十儿立》更登上首位。所以每一部電影都帶我去一個新的地方，令世界不同地方的人都看過我的電影，我覺得這是命運多過文化。」
對於電影業界，雲翔作品也貢獻良多，自從《永久居留》後，不少亞洲地區的同志電影也有他的影子。《三十儿立》在電檢標準上啟發了不少泰國導演，為他們發掘電檢真正的紅線在哪兒，原來有些只是杞人憂天，在尺度上完全沒有問題，例如泰國電影對nudity是沒有限制的，除非與性和宗教相關。
關於電影場景，早年曾訪問電影《遺愛》導演馮智恒，影片取材自一宗情殺案，其中一個取景地是案發地點所處的屋邨。拍攝首天，他總覺得忐忑不安，第二天不知何故神驅鬼使地去了真正的案發現場。到達現場的一刻，他隔著鐵閘看見一位中年女人坐在窗前，呆呆地望著街外，那刻陽光滲進來，他覺得案件的主角彷彿就在那裡⋯⋯ 這個場景與電影虛實交集的狀況，雲翔也曾經歷過，那是他拍《愛很爛》的時候，電影也是取材自一宗情殺案。
「東龍島那個景，呈現當天真實發生的情況。片中主角匿藏的洞正是真實案件的兇手匿藏的地方，他在那裏匿了十多天，最後跳崖，屍體被發現時是沒有頭髗的裸屍，這一點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在電影中我難以鋪排他為何全裸，於是我只能假設他全裸匿藏於洞內。當時我去到現場的懸崖峭壁，堅持一定要去那個洞拍攝，所以特別找了香港攀石協會的人幫忙。我站在現場，突然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，「蜘蛛仔」（案件的主人翁）仍在那裏，他想我講這個故事，想我幫他平反。或許可能是自己的心理作用，但我真的有這種感覺，所以就決定拍下來。我經常都有一份莫名奇妙的堅持，就是要返回案發現場拍攝，但從觀眾的角度其實一點都不重要，因他們不知道這是案發現場，但問題是我知道，所以你所講的導演那份心情其實很普遍。」
延伸談「死亡」，一直是雲翔作品的關鍵詞，而這課題其實在他小時候已萌芽。
「我很小的時候已開始思考死亡，當時我樓下有位拉二胡行乞的婆婆，每當我上下課經過都會間中給她點食物，縱使我家也非常窮，但那個年代就是有人情味。某日婆婆突然間消失，在《永久居留》中我也拍了一場相關的段落。婆婆的消失，這件事讓我感到死亡原來可以就這樣發生在面前，我開始思考我阿嫲的死亡，如果阿嫲死了我如何是好？因為她是這世上唯一一位無論如何都會保護我的人。假若我死了又會如何？每當想起這問題，我都會失眠，胡思亂想，直到我來了香港，因為生活壓力接踵而來，讀書之餘同時打兩份工，所以我告訴自己不能被這種想法困擾我。那一年開始我沒有再思考死亡，直到阿嫲過身，那刻不得不面對失去至親的事實，我不接受這種失去，那時我已經30歲，我覺得我要去找個答案。所以，死亡其實是貫穿我每一部電影的主題，尤其是《十三門徒》，整部電影就是談死亡。其實我這一次決定離開，其中一個原因是拍了《十三門徒》，這一個我最想講的課題，終於一次過徹底發洩出來，其實我對死亡這問題已有答案，答案也在《十三門徒》中透露出來。」
雲翔一直強調，他每一部電影都是不同的故事，但《十三門徒》很特別，電影中有不少他前作的片段。
「可能我自己潛意識已萌生退意，可能一個人去到老年就喜歡回憶，以電影製作來說我已是一位老人了。雖然16年不算長，但不是很多導演能夠完全沒有商業考慮下拍成十部電影。《十三門徒》著意去探討死亡，這並非「少年不知愁滋味」，而是我開始感應死亡。其實，當我來到50歲這一關是害怕的，因為彷彿像一位在那裡都被視為最小的突然成了最大的感覺。無論從那一個角度去講，我的人生已過了大半，或許是三分二，也可能是四分三，所以當時我不安地找仍在世的叔父，問他如何度過50這關口，他們的回覆是太忙要搵食，沒時間思考這問題。我很想問他們如何面對開始步向死亡這份心境，因我已有這份心境，有時身體會對你發出反應，眼力記憶力又衰退，覺得隨時都可能結束，所以多了份急切性去探討死亡。」
在《十三門徒》中，「自殺勝地」樹海是一個具象徵性關於死亡的場景，死亡在這裡沒有恐懼，而是有份難言喻的浪漫和渴求，這不禁想起三島由紀夫。
「這樣的奔向死亡，我一直覺得三島由紀夫是外星人來的。他的文字不是人類可以寫出來的，我很欣賞他。對於死亡的想像，我很留意不同人對這課題的想法，例如有一位籃球員洛文（Dennis Rodman），他指死亡是一直重覆著無法終止的高潮，我覺得很有趣，原來可以這樣想像死亡。樹海對我來說其實也是遺憾，我曾想過純粹在樹海拍一部電影，雖然已經有人拍過，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不過現在看來不太實際，還有樹海確實非常危險，有機會有進無出。這次在樹海取景，將死亡化作死亡精靈在樹海活動，希望在唯美的視覺效果上去探討死亡的故事。」
今年3月，雲翔公開表示會完成第10部作品《裸族：香港部落》之後離開香港，並結束16年的電影創作生涯。從事電影製作十多年，這些年他對電影的想像有沒有改變？
「這並非我第一次想停，拍《遊》的時候已想停，因為《遊》是關於抑鬱症，拍攝的過程很辛苦，更令我抑鬱發作，那時我與較親近的朋友說自己可能會完了。但人生很奇妙，命運讓我遇上三島由紀夫，讓我能夠繼續走下去，《同流合烏》其實是啟發自三島由紀夫。自從有那次想要停下來的想法後，我知道遲早也有完結的一天。我所以要拍電影，是因為我以前看過好電影，看完後很感恩，這些電影作者這麼偉大創作那麼優秀的作品啟發我們，而我只需花一點時間和一餐飯的金錢，就能有一種重新活一次的感覺，這種感恩的心態令我有拍電影的決心。但近年我已很少看電影，香港電影我幾乎沒看，但我看很多書，電影可以啟發我的東西已愈來愈少，我在尋找下一個令我感恩的東西，可能將來我會嘗試做一樣更加沒可能做到的事，那就是寫作。因為近年我看小說愈來愈多，看完後更有一種感恩的心情，感恩完之後又會問自己可否在這範疇擔當一個角色，可否發揮對社會和人類的功用。」
關於離開⋯⋯
「我對於這兩三年發生的事感到非常失望，但這已沒什麼特別的了，這都是很多人的同感。我覺得任何不理想的東西都有好的一面，例如這一次，很多人都選擇離開，對我個人，對香港，作為一個城市整體來說也有正面的意義。現在的處境迫使很多人（尤其是年青人）去認識世界。以前香港太容易賺錢，在安逸、多姿多彩和自由的時候有誰會走？走其實並不是問題，以前幾多人離開了又回來，我也是從澳洲回來拍電影，所以年青人根本就應該要到外面的世界去，現在的處境迫使他們離開其實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。若干年後，當他們長大更成熟後，若有機會回來的話，他們已經是一個更加有世界視野的人，這對香港絕對是好事。」
「香港電影人更應該走出去，我經常與年青人分享，香港有七百多萬人，好似好多，但這個地球上每一千個人只有一個香港人，你行出去就可以面對那999個人，你為何不行出去呢？」
離開，並非真的結束，而是另一個開始。
註：坊間資料一般說雲翔是1967年出生，原因是當年他的舅父幫他換出世紙的時候記錯了年份。
劇照提供：香港同志影展
場地提供： Music Room @ Eaton HK
《第33屆香港同志影展 2022》資訊：
日期：9月17日 – 10月1日
地點：百老匯電影中心｜MOViE MOViE Cityplaza｜PREMIERE ELEMENTS｜PALACE ifc · 高先電影院
（雲翔導演由9月18日起，將會出席每場放映後的Q&A環節與觀眾見面）
